胡波博士跟觀眾分享鄭觀應經世致用的思想和實踐。
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版圖上，香山文化如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，承載著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記憶，孕育著開放包容、務實創新的精神基因。從這片土地走出的近代思想家、實業家鄭觀應，其經世致用的思想和實踐，一方面根植于香山文化開放包容創新的土壤，另一方面也極大地豐富了香山文化的內涵。
11月1日，中山市香山書院“遇見先賢”系列課程走進三鄉鎮，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、歷史學博士胡波以《香山文化與鄭觀應的知和行》為題，向市民讀者講述香山文化與鄭觀應之間相互成就、深度交融的歷史脈絡，也為這份珍貴的文化資源在當代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深刻啟示。
●香山文化始終是“活的文化”
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一方人又塑一方文。
香山這片北接珠江、南臨南海的土地，曾是海洋與陸地的交界地帶，早期先民在這里圍海造田、曬鹽捕魚。歷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，又帶來了閩南人、客家人等多元族群，他們在語言、習俗、生產方式等方面相互交流碰撞，形成了包容共生的社會生態，以及逐步從海洋文明向農耕文明過渡的文化形態。
“這種轉型不是斷裂式，而是一種交融式的共生。”胡波教授指出，這種獨特的歷史進程，讓香山文化既保留了海洋文明的冒險開拓精神，又兼具農耕文明的務實穩健特質。這里的人們既善于駕船出海、闖蕩南洋，在商貿往來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，也重視土地耕耘、家族傳承，在煙火氣息中堅守文化根脈。
明清以后，葡萄牙人定居澳門，西方的宗教、科技、藝術在此傳播，與本土文化相互激蕩；而香山籍華僑遠赴海外，又將異域文化帶回故土，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格局。至此，香山文化融會了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、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、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質。
“這種開放的文化環境，孕育了香山人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態。”胡波教授表示，不同族群之間盡管語言不同、信仰不同，但環境要求他們對異質文化給予了理解、接納的態度。
2002年，在孫中山故居紀念鄭觀應誕辰160年大會上，胡波教授首次提出“香山文化與鄭觀應的知和行”命題，“香山文化”這一概念也引發了海內外專家的共鳴。2022年，中山、珠海、澳門三地廣泛開展慶祝香山建縣870周年系列活動，進一步推動香山文化深入人心。
“香山文化最可貴的地方，在于它始終是‘活的文化’，從明清的商貿文化到近代的洋務思想，再到當代的灣區精神，它一直在隨時代演變，卻從未丟失核心基因。”胡波教授強調。
●鄭觀應是連接傳統與現代、中國與世界的橋梁式人物
香山文化不僅塑造了香山人的精神品格，更孕育了孫中山、鄭觀應、容閎等一批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杰出人物。他們帶著香山文化的烙印，在時代浪潮中勇立潮頭。
1842年，鄭觀應出生于三鄉雍陌村，他在這里度過了人生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，本土的風俗習慣、家族教育、社會氛圍深深烙印在他的思想深處。科舉考試失利后，鄭觀應在父親與鄉鄰的引薦下，遠赴上海投身洋行，開啟了商業生涯。
在上海的數十年間，鄭觀應從洋行職員成長為洋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，他先后在太古輪船公司、招商局等機構任職，涉足航運、礦業、鐵路、電信等多個領域，成為近代中國實業救國的先行者。在商業實踐中，他既堅守香山商人誠信經營的傳統，又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與技術，提出了“商戰為本”的經濟思想，主張通過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列強競爭，改變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被動地位。
胡波教授認為，這種將傳統商業智慧與近代經濟理念相結合的思維方式，正是香山文化兼容并蓄特質的生動體現。
此外，鄭觀應較早“拿起筆”，在思想領域留下《救時揭要》與《盛世危言》等代表著作。他既批判封建專制的弊端、揭露社會積弊，又系統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、改革政治制度、發展教育事業、加強國防建設等一系列救國方略。他主張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，但又突破了洋務派的局限，強調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器物層面，更要借鑒其制度文明和思想文化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鄭觀應的一生始終沒有脫離香山文化的滋養與同鄉群體的支持。在上海打拼期間，他依托唐廷樞、徐潤等香山籍買辦形成的商業網絡，獲得了重要的發展機遇。同時，他又突破了地域圈層的局限，主動與盛宣懷等洋務派官員交往，與外國傳教士交流。這種可貴的“天下觀”，讓鄭觀應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、中國與世界的橋梁式人物。
不過，胡波教授也指出，鄭觀應的人生也充滿了時代的矛盾與掙扎。他認為，鄭觀應的困境是時代的悲劇，也是香山文化內在張力的體現。一方面，儒家正統思想讓他對清政府抱有幻想，不愿徹底革命；另一方面，開放視野又讓他看清體制弊端。“這種矛盾不是他個人的問題，而是整個近代知識分子的集體困境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從未放棄救國初心。”胡波教授表示。
●文化基因與人生實踐的“雙向奔赴”
在胡波等史學家的研究視野中，香山文化與鄭觀應的關系是“雙向奔赴”的共生：“不是文化單方面塑造人，也不是人單方面成就文化，而是相互滋養、彼此成就。香山文化給了鄭觀應成長的土壤，鄭觀應則給了香山文化內涵的豐富。”
這種交融首先體現在思想層面。“香山文化的包容性，讓鄭觀應能以理性眼光看待西方文明，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全盤西化。”胡波教授舉例說，鄭觀應在上海主動與外國傳教士交流，卻始終堅持儒家倫理；他學習西方企業管理，卻把誠信經營作為商道核心。這種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的態度，正是文化包容性的最高境界。
在冒險創新精神方面，如果說香山先民圍海造田是生存層面的冒險，鄭觀應的“商戰”思想則是更高層面的創新。他放棄科舉、投身洋務、呼吁改革，每一步都是突破常規的冒險。這種勇氣從個體生存延伸到民族發展，讓香山文化的冒險精神有了更宏大的格局。
談及鄭觀應對香山文化的反哺，胡波教授表示，在鄭觀應之前，香山文化是地域文化；通過他的思想與實踐，香山文化中開放、務實、創新的特質，突破了地域局限，成為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精神共識。
而今天，我們談論香山文化與鄭觀應，不是為了懷舊，而是為了汲取力量。這份文化里的包容與開放、務實與創新，這份人生里的初心與堅守、擔當與勇氣，正是我們當代人最需要的精神養分。
“香山文化至今仍在演變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、珠中澳一體化和新移民的涌入，都在給它注入新活力。”胡波教授表示，要傳承發展這份文化，不能只做博物館里的陳列，要像鄭觀應那樣“知行合一”。他呼吁，中山、珠海、澳門三地充分合作，形成文化合力，通過學術化、藝術化、產業化、數字化、生活化“五化”路徑，讓香山文化與鄭觀應的思想走出地域、走向全國和世界，成為激勵后人砥礪前行的精神旗幟。
記者 文/譚桂華 圖/何永江 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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